清代顾诒禄《满庭芳·芍药》词：廿载音尘如梦，风流散，半没荒烟，空存在，青袍未换，霜鬓杜樊川。

总之，儒家在中国社会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化网络。因此，自幼，孔子就抓住一切时机向掌握着礼法之人士学。

这样，自汉代中期完整的儒家文教体系建立后，中国人，包括儒生，精神生活之基本格局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简而言之，君子区别于小人者，就在于其文，人之文。孔子教弟子、弟子从学，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团体，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弟子通过学习六经之文，得之于心，行之于身，其身体在与人交接、在公共生活中呈现出优美的纹路，这就是德。士大夫也经常抨击僧侣、寺庙消耗资源，损害财政。

士大夫不过以此要求皇帝或者士大夫放弃信仰佛教，或者要求佛教徒放弃一些不恰当的教义。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证学。

上面所说的实践上的困难便隐伏在此。但名称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才是宇宙的最后真实。科学家代替了牧师（上引Rorty的新作对此多有论及）。总之，新儒家如果仅凭直觉、证悟以建立其关于本体界的信仰，那么我们局外人自然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

新儒家的道统观对于具有同样体证经验的人也许已是不证自明。现代新儒家既然上承宋明别出之儒而严格区别道统中的正宗与旁出（借用契嵩《传法正宗记》的分类），则这种区别所依据的绝对标准最后必然也要用于他们自己的身上。

易言之，此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因子而变化，却不能为另一系统（西方）所完全取代。据他自叙为学的经过说： 入中学，遂窥韩文，旁及柳、欧诸家，因是而得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及曾涤生《经史百家杂钞》。锡予的书（按：指《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钱先生在1959年5月6日给我的信上说： 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作中国文化宣言书，邀穆联署，穆即拒之。

但是文化系统的范围太大、内容太复杂，不允许我们轻率地一言以蔽之，所以分门别户的专业研究决不可少。只有儒家圣人所言的才是对于道体的正见。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态度便是这种心理结构的一种最清楚的表现。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胡适虽以攻击中国传统著称，但他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组织，因为脱离封建时代最早，所以比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近几十年来诠释学逐渐从神学扩展到文学、哲学、史学等即是一现例。

（良知与傲慢无论依旧儒家或新儒家之说，当然都是不能并存的，但这正是我铸造此名词的用以所在。他以佛教为例，说明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

钱先生在十月十七日的信中指示我：弟在美盼能有机会多留心文化史及文化哲学问一方面之研究。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由于行政官吏的任用，采取了客观的标准，因而打破了贵族的垄断和私人的关系，结果是被统治的人民在政体面前平等化了。这正是章学诚所谓千古不可合之异同。他自己也十分推重陆王，尤其是王阳明，但是别出儒虽然特呈精采，却无法代替儒学的整体。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这是晋代名士与名僧的互相标榜。

科学主义者讲真理，新儒家反之以道体。从历史的立场出发，他不但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文学、艺术，以至通俗思想等各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更注意各阶段的历史变动，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所激起的波澜及其最后与中国文化主流的融合。

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王阳明所谓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也渊源于此。

社会上既没有世袭的贵族阶级，也没有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尚普遍存在的农奴阶级。明末以后，道统又中断了三百年，至新儒家而再度确立。

早在九十年以前，威廉.詹姆斯便已指出，对于上帝呈现这一类直接的宗教体验，理智绝对无能为力的。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认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后来他听清楚了我的论点，方觉释然。他否认我们已发现了普遍的历史规律，可以同样适用于中国和西方。

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但一般思想史研究者则对之实有手足无措之苦。

第二义的新儒家则我们用在钱先生的身上，因为他是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这一论断在熊门的新儒家看来当然是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

根据钱先生的回忆，在十岁那一年，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对他说，中国历史走了错路，才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乱循环。只有在承认了心体、道体的真实存在和流行这一前提之后，哲学论证才能展开。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门户有资格单独代表整体。但是这个有意无意之间的失言（slip）恰好反映了新儒家的心理结构：内圣之学的陆象山怎么会当真看得起事功之学的陈同甫呢？ 新儒家此种心理结构自然有一部分是源于中国儒学、文土之流的狂的传统。】他的宏观论断在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主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中引起的争议，主要便起于实证论的思维模式专取出乎其外的客观，而否定内在的主观理解在史学研究上的作用。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吕祖谦（伯恭）曾写信给陈亮（同甫），告诉他陆象山很愿意和他相聚。为了将民主与科学纳入中国文化的原有系统之内，新儒家才不得不别出心裁，发展出一套所谓开出说。

人类学家所说的beindthere，便是要求研究者亲到长安。他们决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中的一个流派。

钱先生和当代新儒家的分歧在这里已充分显露出来了。绝对精神是上帝的化身，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自我分离。